瑙桔梗

家庭，全球未來的挑戰

作者：何琦瑜．陳雅慧

歷經全球化、科技化的變遷，家庭樣貌急速改變，全球各國已將家庭政策視為國家競爭力的基石。

「作為人類生活、演化的社會組織，家庭，正面臨歷史上最困難的挑戰。許多社會變遷太快，乃至於單就速度本身，即是家庭主要的壓力來源。世界各地的家庭，都需要支援，才能適應未來的變化。」

──聯合國一九九六年報告：「家庭：未來的挑戰」

為什麼現在要來談「家庭」？

一九九四年，聯合國發動「國際家庭年（International Family Year）」，各國政府與民間組織，紛紛展開一連串的研討與行動方案。把過去被認為是「私領域」的家庭議題，第一次帶到政府公部門與國際公共論壇上。

經歷二十世紀全球化、科技化洗禮的西方先進國家赫然發現，近四十年來，「家庭」遭逢了史無前例的挑戰，改變的規模與速度，難以控制，而且影響深遠。

二○○四年，「國際家庭年」第十年，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舉辦的十週年紀念論壇中，世界重量級的專家和學者，歸納了「家庭」的變因與走向：

人口結構：老化與少子化

美國之外，世界各地的生育率都在降低，而嬰兒潮世代步入老年。以歐盟二十五個會員國為例，二○○二年平均生育率只有一．五％，十年內總人口只成長了一千萬人，佔總人口的二．七％。

另一方面，二○○二到二○二五年間，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口數目，預計會成長三分之二，而八十歲以上人口，將從一千五百萬竄升至三千八百萬人。

在歐洲，目前每五個具生產力的工作者，支援一個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；但是未來五十年，這個比例很快會降到兩個人以下。意味著家庭單位愈來愈小，但照護扶養的責任，卻愈來愈重。

這也意味著社會必須提供更多老年人口的照護、醫療支援，不致使得老年人口成為家庭照護的負擔。

女性勞動力崛起：新兩性關係

女性勞動人口的比例愈來愈高，代表著父母都在工作的雙薪家庭將成為主流。如何幫助雙薪家庭擁有工作與生活的平衡，已經是先進國家政策的最大挑戰。

在急速老化的社會體系中，亟需女性勞動力的挹注，填補「工作人力」的缺口；但是鼓勵女性投入職場的同時，社會必須提供足夠充裕的老人孩童照顧體系，企業必須更積極開放各種彈性工作模式，使得雙薪家庭不致因為時間和資源的匱乏，失去了教養下一代與照護老幼的能量。也使得身負多重責任的中堅成員，擁有家庭與工作間，「真正」的選擇權。

另一方面，當女性角色日益現代化、走向多元的同時，男性角色的「低度開發」也受到關注。如何重新教育男性，肩負起照顧子女和分擔家務的責任；如何讓家庭中「照顧者」，不論是男性或女性，擁有社會同等的尊重，也是各國亟欲探討的主題。

全球化：家庭的助力與阻力

全球化使得企業和經濟體的競爭日趨加速。比利時大學教授克里克（Robert Cliquet）分析，全球化使得國與國間的經濟活動、資本進出、交易都日益頻繁，各種層面的競爭都白熱化。處於全面競爭下的人們，得對抗工作的高壓力，面對高失業和被迫提早退休的威脅。因此，社會政策，尤其關於家庭的福利政策受到嚴重的挑戰。

一方面對於長期的風險有著高度的警戒心與不安全感，另一方面，又無法抗拒全球資本主義熱烈的消費宣傳。因此人們總是處於焦慮的核心，如同跑轉輪的白老鼠，永遠停不下工作。因為在全球化的世界裡，每個人都必須要努力工作賺更多錢，花更多錢。

也因此，在全球化時代，所有人都更需要家庭的支持。家庭是全球化的避風港，是每個人在競爭之外，尋求溫暖慰藉的唯一所在。傳統的家庭價值在此刻，其實有一股強大的復興力量。

全球化帶來的大規模移民，則是另外一股改變家庭面貌的力量。國內的「移動」，讓規模已經愈來愈小的核心家庭，更加支離破碎，家人間彼此的情感支援，變得珍貴又稀少。

跨國的居民移動，不但深深影響移出的家庭，也對移入國家的社會和文化有適應的衝突。因為移民帶來愈來愈普遍的跨國姻緣，數量上快速成長，在某些國家，幾乎凌駕了傳統的婚姻，也讓傳統的政府社會福利資源分配，被迫得重新思考。

科技：價值崩解的加速器

先不談複製人、生殖科技對傳統「家庭」定義帶來多大的挑釁，光是避孕藥的發明，就讓夫妻生育的選擇控制權，從過往「要生到什麼時候」，轉變成「要生或不生」，以及「什麼時候生」。

不論東方或西方，價值觀走向愈來愈個人主義，而科技有推波助瀾的力量。資訊與傳播科技的進展，從電視、電腦進入網路，溝通變得有效率又便宜。新的價值得以最快的方式大量傳遞。世界各個不同角落的人們很容易就吸收到類似的資訊，形成一致的態度。

家庭的變形：多元

各種力量驅動著家庭變貌。過往，多數人代代傳承的「傳統家庭」：父親賺錢，母親持家，一個家庭生育出儘可能多數的下一代的家庭樣貌，恐怕只能在重播的美國情境喜劇中得見。

在西方國家，「婚姻」已經不再是家庭構成的「必要因素」。「法律上的家庭」將大幅減少。因為愈來愈多人選擇同居取代婚姻關係，不婚和不生已是許多人肯定的選擇。

法國的新生兒中，四○％是屬於沒有婚姻關係的父母所生的「非婚生子女」。

「單身家庭」也快速增加當中。以歐盟會員國為例，單人家戶（single household）從一九六一年的一千四百萬人，預計二○二五年將會增加到六千萬戶，佔所有家庭的三分之一。

英國的稅法和政策已經因此而改變。家庭政策支援輔助的對象，不僅限於「有婚姻關係」的家庭，而擴及到所有形態的「家庭」。

變種家庭的崛起已經是現實。單親家庭、沒有婚姻關係的家庭、同性家庭、繼親家庭（父母離婚再組新家庭）等不斷出現，更新的組合不斷挑戰人們對於家庭的想像。

在「離婚像換工作或換房子一樣平常」的德國，每六個德國家庭中，就有一個是所謂的「多元繼親家庭」。這種由不同血緣關係的父親、母親和孩子組成的生活共同體，有逐漸改變德國家庭面貌的趨勢。

如何教養來自不同家庭的子女，如何傳遞多元的價值觀，成為德國輿論界最熱門的話題。

「家庭重要，是因為家庭帶給人們愛，溫暖和歡愉，家庭是我們在快速變動的世界裡，安定人心的錨。許多人認為，家庭是私人事務，但是對一個國家而言，如果我們的家庭無法提供家庭成員支持的力量，後果會影響整個社會。因此，整個社區都應該支持家庭的建構和穩定。……因為家庭很重要，不僅對我們個人，也對新加坡整體。」──新加坡「重親情，享倫理工委會」宣言

家庭，已經不再只是私領域的「家務事」，世界先進國家都已經認知，有活力、具生產力的家庭，是未來發展的基礎，是下一個世代的搖籃。家庭的強弱，將大幅反應每個國家社會的競爭力。最近十年，世界各國都大舉投資於「家庭政策」，把「家庭」的需求，納入未來國家發展計劃中。

二○○四年，新加坡政府投入八億坡幣（約一百六十億台幣），創造「親家庭環境」（family friendly environment）。他們下定決心，打造新加坡成為「幸福家庭的樂園（Making Singapore a great place for families）」。

家庭的需要，以「孩童照顧」為核心。以歐盟各國的政策作比較，北歐社會福利國家在孩童照顧政策規劃最完善。譬如，在瑞典、挪威和丹麥，政府提供父母在新生兒出生十二個月內，帶職帶薪的育嬰假。研究也顯示，北歐國家父母對於新生兒的照顧，讓嬰兒的健康情況和其他成就上有明顯的改善，同時在孩童時期的抗壓性也明顯提高。

北歐國家政府也補貼家庭育兒的支出。丹麥政府補貼三分之一，瑞典補貼兩成，芬蘭補貼一五％。在丹麥，小孩一直到九歲前，都有政府的補助托育園幫忙在放學後照顧小孩。

也因此，丹麥的母親有七成七是職業婦女，丹麥兒童的貧困比率二．四％，是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（OECD）國家當中最低的。

其他歐盟國家如法國和比利時，雖然沒有提供如同北歐豐富的孩童照顧資源，但是也提供了兩成五到三成補助，讓三歲以下孩童享有全日照顧支援。義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等歐盟會員國，也都陸續加碼投資孩童照顧和托育設備軟硬體。

二○○三年的法國大選，孩童照顧和家庭教育政策，成為候選人辯論的政策重點。近年來，法國因有效的政策引導，生育率回升到一．九％，被喻為世界的「奇蹟」。

投入於孩童照顧，是促進婦女就業最有效的政策。一九七一年，愛爾蘭女性就業率只有二○％，二○○四年，已經升至五五％。因為愛爾蘭投入四千五百億歐元（相當於八百八十兆台幣）於兒童照顧政策上。

「因為我們清楚的看到，為孩童照顧建立家庭支援網路，是在知識經濟時代不得不做的長期投資。」愛爾蘭都柏林大學應用社會學院院長，歐盟社會觀察委員會人口和家庭小組代表瓦雷利．理查森強調，「投資下一代，就是投資我們自己。」

領先的國家也把家庭教育，當成兒童教育的基石。人力素質和競爭力數度名列國際組織排名前矛的芬蘭，認為家庭教育才是教育成功的關鍵。政府不但投入資源補貼父母對小孩的照顧，如同「聘雇」父母做孩子最好的保姆。給小孩的生活補助與福利金，部份限定為教育、文化用途，鼓勵父母帶孩子到與政府簽約的書店、美術館等文化教育單位消費，從學前開始擴展文化視野。

先進國家的家庭政策，早就脫離補貼與補救弱勢的「後見之明」，而是把投資於所有家庭的穩定與健康，當成投資於未來的「國家計劃」。

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社會政策發展部總監史瓦斯基（Johan Scholvinck）特別強調，在家庭議題上，政府必須扮演關鍵角色，提出有策略性的、整合勞工政策、社會保護、教育、健康、住房政策等的總體規劃。

台灣，什麼都有，速度更快

鏡頭轉回台灣。

已婚婦女生育率一．一八％，比OECD平均生育率還低，名列世界最低國家之一。

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，從七％升高到一四％所需的年數，日本二十三年，台灣二十六年，英國四十五年，台灣已是世界上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。

離婚率名列亞洲第二。新移民家庭的新生兒，已經佔總體的七分之一。

「台灣什麼都有，而且變化的速度更快，」台大社會系教授，台北市社會局長薛承泰說。

但是政府，乃至社會整體，對家庭功能的弱化，沒有意識，更遑論行動。

「我覺得很危險，社會福利沒建立，傳統大家族和社區的力量已經蕩然無存，小家庭自己要求存活，所以父母才會做得那麼緊張，」王浩威認為，在現在台灣的處境下，天真的期待父母「改變價值觀」，並不實際。

台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教育系副教授林如萍指出，目前台灣的「家庭政策」，勉強扯得上邊的，是散置各處的福利預算，每項預算都在「捕破網」，缺乏前瞻思考。而且明顯重複投入在新住民和弱勢家庭。「我不是說這不該做，而是資源的投入顯然有失比例原則，」林如萍說。

更重要的是，「政府應該告訴我們，什麼是台灣要尊崇、恢復的家庭價值？」立委林岱樺批評。因為價值觀的確立，才能引領資源的有效、正確配置。

以新加坡為例，在擬定家庭政策前，政府就先透過全面的調查和研討、溝通，萃取新加坡人共同認同的「家庭價值」。例如新加坡的家庭價值鼓勵重塑家族照護力量，政府就補貼買房子買在父母附近的新婚夫婦，一戶補貼八十萬台幣。也提供扶養六十五歲以上老人的家庭，各種減稅優惠與福利。

前教育部官員，親職輔導專家鄭石岩強調，面對台灣家庭及家庭教育的難題，政府應該要從「上層思考」，和民間攜手，從上到下，發動「夥伴計劃」。如同一九九四年柯林頓在美國通過了品德教育夥伴計劃，由中央政府補助各州，讓孩子的品格教育，不獨是家庭的責任，而是結合社區和學校，共同面對與解決問題。

為什麼現在要談家庭，和家庭教育？因為家庭，是社會共同的責任，和我們所有人的未來。